RSS订阅 微信订阅
RSS订阅
复制 关闭

顾良:“我怎么成了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11-08 18:01


人物.png

1989年,布罗代尔夫人与顾良(左一)、施康强,在布罗代尔生前的工作室合影。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日前,商务印书馆的潘永强同志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十套样书送到家里。看他汗流浃背地扛着七、八十斤重的书箱爬上四楼,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书籍的封面、版式、插图等设计极其精美,令人爱不释手。

小潘希望我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译书的经过及其中的艰辛。我犹豫再三,终因盛情难却,同意了他的要求,正好讲讲我成为布罗代尔著作中文译者的前因后果。

我退休前的单位是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室,本职工作是把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及两会文件翻译成法文。一个整天忙于搞中译外的小翻译,按说不可能与外国史学名家发生任何交集,更不会有翻译布罗代尔名著的任何奢望。

然而,太多的机缘巧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法国的一个学者代表团,时任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的唐凯同志是当年与我一起搞《毛泽东选集》翻译的老上司,他邀我为该代表团充当陪同翻译。由于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史学是法国学界的骄傲,代表团自然津津乐道地要向中国同行详加介绍。在代表团所做的学术报告里,我第一次听到布罗代尔的大名,并得知“文明史”、“长时段”、“跨学科研究”等新概念。

为了把学术报告中那些对我尚属陌生的东西翻译清楚,我不得不请报告人在每场报告前专门为我开点小灶。这是在会场上听报告的专家学者们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这个机会让我学到新知识,打开新视野。但在当时,这些知识与我的本职工作毕竟相距甚远,我并没有把它们真正放在心上,更没有作进一步探究的意图和动力。

出人意外的是,代表团副团长雅克·勒高夫却对我产生了兴趣,主动邀请我去由他担任院长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第二年,法国全国科研中心代表团再次访华,又重申对我的邀请。就这样,经编译局同意,我于1982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巴黎进修九个月。

布罗代尔原版作品

法方的邀请意图与我的个人愿望有一定的错位。他们可能希望我在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环境中,能与法国学者有更多交流,加深对年鉴派史学的了解。而我当时却一门心思想提高法语写作能力,以期回国后做好本职工作。

此外,赴法前我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本译著:布朗基的《祖国在危急中》和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有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研究动态自然也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跑了多家图书馆,查找和复印布朗基未公开发表的手稿,约见阿尔都塞的几位门生,请他们讲述法国五月风暴的背景以及法国左翼对中国的看法。

因此,在法逗留的九个月中,我只对年鉴派史学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认真攻读过的两本书至今记忆犹新:勒高夫的《新史学》和孚雷的《史学作坊》。两位作者都是布罗代尔最具影响力的门生,我有幸受到他们的多次接见和宴请。与他们见面、交谈,我不会感到拘谨。

但是,对于新史学派的“教皇”,我确实没有一定要去觐见的动机和理由。记得,在巴黎举办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期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向我大谈其好友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中心转移”的天才论断,说来惭愧,我居然无言以答,因为这位史学大师的原著,我只听说过书名,却连一本也没有读过。

与布罗代尔唯一的一次见面,要归功《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的译者唐家龙先生。一天,在巴黎街头偶遇老唐,他正寻找门路,想向作者当面请教几个翻译问题。我便利用自己是人文科学之家访问学者的身份,通过学术秘书预约与布罗代尔的一次会见。可是,到了那天,我为老唐作了引见后,便匆匆告别,并没有参加具体的谈话。领略大师风采的一次极好机会不经意间被我错过,今天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

与布罗代尔真正结缘,一直要等到他去世之后的1986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物质文明》中译本。应北大教授张芝联先生的举荐,三联老总沈昌文先生特地登门找到施康强和我,邀约我们承担这项翻译工作。

我们感到相当突然,甚至有点胆怯,因为早听老唐说过布罗代尔作品的广征博引和艰涩难懂。我们自知不比老唐高明,深怕三大本巨著落在我们手里成了烫手山芋。可是,在沈昌文的巧言游说下,又经不住书中精美插图的诱惑,我们居然皱着眉头领受了任务。

 必须指出的是,这块硬骨头之所以能啃下来,除开译者自身勤奋工作、力求精益求精、互相取长补短等主观因素外,我们还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

 鉴于布罗代尔在法国文化界的重要地位,《物质文明》一书的翻译出版除得到法国文化部的正常版权资助外,还享受数额可观的一笔“物价补贴”。这对调动出版社的积极性,作用确实不小。

此外,法国人文科学之家为促进其创始人布罗代尔的著作在国外传播可谓不遗余力。这家学术基金会特拨经费,邀请施康强、我和我的夫人张慧君在巴黎逗留半年,以便我们能就近查阅资料和答疑解惑。基金会主任克·艾莱尔给我们签发了通用借书证,凭证可以在巴黎所有图书馆和博物馆畅行无阻。

 作者夫人保尔·布罗代尔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她对译者的帮助也最直接、最宝贵。她把丈夫生前的工作室腾出来,供我和张慧君居住。在巴黎逗留的半年期间,和布罗代尔夫人朝夕相处,我们确实受益非浅。

除了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外,夫人还经常讲些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趣闻逸事。她提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布罗代尔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时,遇到同在该校文学系任教的列维-斯特劳斯,两人就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友谊甚笃。直到两人分别成为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时,他们始终像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把对方当作唇枪舌战的论战对手。当他从巴西返回巴黎的途中,又与吕西安·费弗尔不期而遇,轮船上20多天的促膝长谈使两人达到了“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亲如一家”的程度。这次巧遇无疑成为布罗代尔史学生涯的转折点。

更加难得的是,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可以随时查阅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公学讲课的教案。为了讲课需要,他在教案里用朗朗上口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表述,把正式出版物中让人费解的语句和段落讲得一清二楚。

施康强和我从事这份“业余翻译”,工作量委实太大,对本职工作难免有所影响。单位领导和组内同事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而是通过合理安排,尽量缓解二者的矛盾。这种开明的处事方式既减轻了我们的心理负担,又增强了我们对单位的归属感。

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通过翻译布罗代尔著作的磨练,我的中译法水平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从此,独立承担领导人著作和大会文件的法语翻译定稿工作,可以说是胜任愉快了。

在1990年把《物质文明》译稿全部交齐后,我没有就此停下脚步。1991年,应商务印书馆请求,并得到译者同意,为《地中海》第一卷译稿作通读校订;1992-1994年,与张泽乾合作翻译《法兰西的特性》1-3卷;1995-1996年,和张慧君一起编译题为《资本主义论丛》的史学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就这样,在1986-1996的十年时间里,我把这位史学大师的主要著作几乎“摸了个遍”,用布罗代尔夫人的话来说,我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称是“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这十年的日日夜夜是我翻译人生中最辛苦、最充实和最富成果的金色岁月。

今天,已经退休多年的我,回顾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看到布罗代尔的著作因获得中国读者的欢迎而再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布罗代尔未公开发表的信*

1981724

达林教授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娃大街19

117036莫斯科

苏联


亲爱的朋友

来信收悉。该如何向您表示歉意呢?我正为烦人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倘若我能只顾研究法国历史该有多好!法国史研究确有进展,但进展甚慢。再加上我那推倒重来的坏习惯,退回去再修改、再补充:您知道这有多费事。

不过,这里重要的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要回答您在最近一封信里向我再次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尽可能阐明我走过的史学道路,特别是多年来我对马克思的态度。

说到这段经历,请您不要忘记,同比我小三岁的让·保罗·萨特一样,我在索邦大学的三年(1921-1923)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听教授们讲起过马克思,也没有听说过马克斯·韦伯或威纳尔·桑巴特。我第一次接触到《资本论》大概在1925年。1930年后,我对《资本论》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有购书日期为证。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我独自一人对马克思的复杂思想开始了研究,不借助他人的任何诠释,那怕触礁搁浅和迷失方向也在所不惜;我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开创独特的见解,吸收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在您看来,所冒的风险可能就更大了。不过,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一样,我心向往之的是理解,而不是诋毁,以开放的胸怀,对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说三道四不予理睬。虽然如此,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久前对我说,他们在本国学术界完全受到排斥,却能在年鉴派圈子内畅所欲言和自由呼吸,他们为此深感庆幸。用其中一人的话来说:“这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

确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具有诱惑力的几种思想路线中的一种。我不把马克思奉为思想宗师,也不把《资本论》视为事事处处都必须遵循的圣经。在我看来,这里有大量历史观察和历史阐述,虽然不免有模糊之处,但都是丰富和启示我个人研究的一笔巨大财富。因此,您说得对,《地中海》并不由马克思主义观点贯彻始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观念以及年鉴派初创者的观念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不过,这里说的不是作为政治学说,而是作为分析历史、经济和社会的一种范例。既然《地中海》为长时段努力奋斗,并在某些方面奠定其基础,它同向来用长远眼光观察历史的马克思,同他的深邃思想势必殊途同归;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只有在这个框架内,事情才能解释得通。

从五十年代起,经过长时间写作、多次修改和不断思考,我终于发表了《物质文明》一书,并且严肃认真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马克思著作中去。虽然我对马克思保留了我的独立性,但我敢说,我不断把自己的观点同他的观点进行比对。我同他进行讨论,有时还指出他有错。例如,您知道我不接受“商业资本始于十六世纪”这个说法。我选的时间是十三世纪。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根子之深令人难以置信。马克思曾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城邦)和十六世纪(全球扩张)之间犹豫不决,我同他一样有过犹豫,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不同。难道这是否定马克思吗?

我给您举这个例子对确定我的态度并不重要:我在马克思的思想海洋中随意徜徉,并乐此不疲。远不想从中故意挑错或寻找有争议的观点。我并不认为,一说马克思已经陈旧,便是对他的背叛,毕竟世界又老去了一百岁。《资本论》的全部辩证法是围绕着特定历史现实,围绕着英国工业革命而展开的,这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经历的现实问题,包括科学现实在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问题处在世界现实和世界冲突的层面上。假如马克思今天重写《资本论》,难道还会与1867年那时一样吗?

总之,如果要保持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我认为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某些观点年轻化,甚至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更新。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其精神(或至少我认为符合其精神)去研究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与马克思遇到的问题已大不相同)。

我就这样穿越了《资本论》的海洋,并在穿越过程中,试图检验那些由我不抱任何成见收集起来的事实是否可靠,验证我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这是我尊重马克思的方式。我知道,就算在这一点上您不跟着我走,您也会以惯有的宽容和理解来考量我的立场。

此致敬礼

信件打字时,费尔南·布罗代尔不在巴黎,因而未加修改,也没有签字署名。

以上信件摘自布罗代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怀念费·布罗代尔》(Autour de F.Braudel),佩比尼昂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17-119页。

(顾良、汤超骏译)

责编:

展开全文

关键字